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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的富人與窮人

      發布時間:2018-12-10 瀏覽次數: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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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麗·比爾德

      作為一個經歷了王制、共和制、帝制三種政體并持續存在超過千年的國家,古羅馬的歷史始終吸引著世人的思考和研究。本書是一位古典學家凝聚了 50 多年的工作成果寫成的一部全新的羅馬史。作者選取羅馬的政治樞紐“羅馬元老院與人民”為切入點,巧妙而深刻地以公元前 63 年西塞羅對壘喀提林的事件開篇,充滿熱情地向讀者講述了羅馬的故事。 在羅馬,窮人和富人的生活大不相同,財富階梯將極端貧困者、普通人和精英隔離開來,連法律也只能保護小部分人的權利。但酒肆文化卻將各色人等聚集在一起,讓平民與知識分子共同享受文化重合帶給他們的樂趣,正如人們都熱衷的賭博和桌面游戲在制造爭端的同時也讓生活變得幸福和滿足?!盁o論貧富,所有人都認同富有是令人渴望的狀態、要盡量避免陷入貧窮?!币韵挛淖止澾x自該書第 11 章。

      酒肆文化

      羅馬精英對其他人口不工作時的生活常常甚至更加鄙視和感到焦慮。后者對演出和表演的熱情是一方面,但更糟糕的是經常聚集著普通人的酒肆和廉價餐館。關于你在那里可能遇到的各色人等,人們想象出了可怕的畫面。比如,尤維納爾描繪了奧斯蒂亞港的一家骯臟小酒館,宣稱光顧那里的是殺手、水手、小偷、逃亡奴隸、絞刑劊子手和棺材匠,偶爾還有閹人祭司(可能是從城中的大地母圣祠下班后前來)。后來,公元 4 世紀的一位羅馬歷史學家也抱怨“最低賤”的人在酒肆度過整晚,讓他覺得特別惡心的是玩骰子的人抽鼻子的聲音,他們一邊聚精會神地盯著賭桌,一邊用塞滿鼻涕的鼻子吸氣。

      此外,記錄顯示,人們不斷試圖對這些場所實施法律限制或課稅。比如,提比略似乎禁止銷售面點; 克勞迪烏斯據說完全取締了小酒館,并禁止供應煮熟的肉和熱水(按照羅馬人的標準做法可能摻了酒,但為何不禁酒呢?); 維斯帕先據說規定酒肆和酒館出售的食物僅限豌豆和大豆。 即便這一切不是古代傳記作家和歷史學家們的想象,它們也只能是沒有效果的裝模作樣,最多只能算象征性的立法,羅馬政府沒有能力來執行它們。

      各地的精英經常對下層等級集聚的場所感到憂慮,雖然那里肯定有不堪的一面和一些粗俗的談話,但正常酒肆的現實情況不像傳言中那么糟。因為酒肆不僅是喝酒的場所,對那些住所里最多只有簡陋烹飪工具的人來說,那里還是他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與公寓樓的布局一樣,羅馬人在這方面的特點也正好與我們的相反:擁有廚房和多個餐廳的羅馬富人在家里吃飯,而如果窮人不想只吃古代版三明治,他們就必須外出吃飯。

      羅馬城鎮里遍布廉價的酒肆和館子,大批普通羅馬人不工作時會在那里度過多個小時。龐貝同樣是最好的例子之一??紤]到城中尚待發掘的部分,并抵擋住將任何擁有服務臺的建筑都稱為酒肆的誘惑(有些考古學家沒有抵擋?。?,我們推測那里有遠遠超過 100 處的此類場所,為大約 1.2 萬居民和路過的旅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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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骰子游戲引發的酒肆斗毆

      它們采用相當標準的建筑布局:面向街道的柜臺提供“外賣”服務;配備了桌椅的內側房間提供堂食服務;通常還有食物和飲料的展示架,以及準備熱菜和熱飲的火盆或爐子。和漂洗坊一樣,龐貝幾處酒肆里的壁畫展現了那里的場景,部分是想象,部分是現實。上面并沒有很多羅馬作家們所擔心的可怕的道德墮落的證據。

      其中一個畫面描繪了用大甕給客人倒酒,在另一個畫面中,人們正在吃快餐,頭頂天花板上懸掛著香腸和其他美食。“最糟糕”的標志是一幕赤裸裸的性畫面(今天已經很難看清,因為某些現代道德學家污損了它)、一些大意為“我上了女房東”的涂鴉(無從知曉這是事實、吹噓還是侮辱)以及幾幅顧客玩骰子游戲的畫面(他們可能在賭錢,無論是否抽鼻子)。

      在其中一家酒肆的墻上可以看到(畫面旁還有“對話泡泡”,具體說明發生的情況),游戲引起一場斗毆和一些明顯不體面的言語。對點數產生爭議后(“不是 3 點,是 2 點” ),店主不得不介入。當兩名客人開始彼此惡語相向時(“混蛋,我是 3 點,我贏了”,“告訴你,舔雞雞的,我才贏了” ),店主開始發話,就像店主們總是會說的那樣:“你們想打架就滾?!?/span>

      賭博和桌面游戲是證明羅馬精英持有雙重標準的最極端例子之一。一些最顯赫的貴族熱衷游戲。根據蘇維托尼烏斯的說法,克勞迪烏斯皇帝是個狂熱的愛好者,不僅寫了一本關于骰子游戲的書,還讓人對他的馬車進行了特別改造,好讓他能在路上繼續玩,而第一位奧古斯都同樣對賭博上癮,但他非常體貼地考慮到朋友的錢包,直接向客人們提供了大批現金作為賭本(雖然在注意到奧古斯都對自己的習慣直言不諱時,蘇維托尼烏斯暗示了他個人的不滿,并油滑地將其同皇帝據信擁有的另一個愛好——奸污貞女——相提并論)。

      桌面游戲不僅是男性的消遣。它們也是年邁的烏米迪婭·夸德拉提拉最喜歡的娛樂——小普林尼沒有說她是否賭錢。但就像尤維納爾注意到的(這次他將矛頭明確指向了羅馬人的虛偽),當普通人沉湎于這些游戲時,精英們會義憤填膺,覺得那是“一種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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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主要的反對理由之一是擲骰子會引發犯罪。龐貝酒肆中描繪的斗毆在很小的規模上展現了這一點;在更大的規模上,由于“賭徒”(aleatores)在喀提林支持者中非常突出,這暗示了它與陰謀和叛國有關聯。但在有錢有勢者的頭腦中,賭博帶來的不穩定影響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在一個財富等級總是直接與權力和社會地位相關的世界里,既定秩序若被僅僅因為運氣而獲得的金錢顛覆,總是會造成危險的混亂,無論這種可能性有多小。特里馬爾奇奧的財富已經足夠糟糕,但擲一次骰子就可能獲得一筆財富的念頭更是糟糕得多。

      因此,人們試圖在普通人中控制賭博,將其局限于特定的時間或場合,并對償還由此產生的債務的法律責任加以限制。這種立法與對酒肆做出的限制一樣無效。羅馬世界各地都能找到賭桌。留存下來的那些用堅固的石頭制成,來自墓地、酒肆和軍營,有的被刻在人行道上或是公共建筑的臺階上——可能是為了供有閑暇時間的人消遣。

      骰子游戲擁有不同的名字,采用不同的規則和賭桌設計。沒人能夠詳細復原這些游戲究竟是怎么玩的(就像在沒有教程、棋子或紙牌的情況下試圖弄清楚如何玩“大富翁”游戲)。盡管如此,一種常見的賭桌令人難忘地讓我們對游戲的氣氛和玩家的態度有所領略。在這種賭桌上玩的游戲顯然是在 36 個點上移動棋子,點被平均分成 3 列,每列的 12 個點又平均分成兩組。但上面不像現在通常的賭桌那樣帶有“方格”,而是刻了一系列字母,玩家將棋子從一個字母上移到另一個上。這些字母通常經過精心排列,可以連成文字,于是賭桌上出現了一些簡潔的口號,口號由 6 個單詞組成,每個詞為 6 個字母。這些口號是一些有關酒肆文化和玩家本身的格言。

      有的略帶嚴厲的說教味道,反思了這些賭桌被設計出來所要進行的活動的消極面。“這些討厭的點迫使老手都要依靠運氣”(INVIDA PUNCTA IUBENT FELICE LUDERE DOCTUM),或者“賭桌是競技場,失敗者退場,你不會玩”(TABULA CIRCUS BICTUS RECEDE LUDERE NESCIS)。更多的則表現了羅馬式的志得意滿,即便它們指向的是相當古老的勝利??赡軄碜怨?3 世紀的一方賭桌上宣稱:“帕提亞人被殺死,不列顛人被征服,羅馬人玩吧”(PARTHI OCCISI BRITTO VICTUS LUDITE ROMANI)。

      還有的強調了務實的民眾享樂主義,提到了大競技場中的戰車競賽(“滿座的競技場,民眾的喧鬧,公民的歡樂”[CIRCUS PLENUS CLAMOR POPULI GAUDIA CIVIUM])或者甚至更樸素的生活樂趣。在提姆加德的廣場臺階上,一方賭桌上總結說:“打獵、洗澡、游戲、歡笑,這就是生活”(VENARI LAVARE LUDERE RIDERE OCCEST VIV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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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座的競技場......"的一個變體

      上述口號回擊了羅馬精英們的某些嚴厲指摘,描繪了酒肆生活的風趣和熱情,以及普通民眾能從羅馬人身份中獲得的快樂(從競技到征服),還對何為幸福生活和滿足提供了不無道理的看法。正是在這樣的口號面前,龐貝的普通洗衣工們在晚上來到當地的酒肆坐下,喝上一兩杯酒(摻了熱水),與朋友、賭桌和骰子為伴,夢想通過賭博過上更好的生活。

      少數人的確成了幸運兒。龐貝的一處涂鴉記錄了鄰近城中一位賭桌贏家的喜悅:“我在努科利亞(Nuceria)玩骰子贏了 855.5 第納瑞斯。沒騙你,這是真的?!本拖裢盔f者的興奮所表明的,這是一次幾乎難以置信的勝利和一大筆錢;按照4塞斯特斯合 1 第納瑞斯,他贏得了將近 4000 塞斯特斯,大致相當于普通羅馬士兵年薪的 4 倍。這一定給贏家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改變。他本來也不可能窮困潦倒。

      就像精明的奧古斯都意識到的,賭博總是需要賭本,即便在酒肆和街角,它也是那些有點閑錢的人的消遣。數目這么大的勝利很可能意味著更好的居所、新衣服、更快捷的交通工具(500 塞斯特斯就能買一頭新騾子)以及更好的食物和酒(根據現存的一份龐貝價目表,1 塞斯特斯可以買一杯或一罐最好的法勒努斯佳釀,相當于當地劣酒價格的 4 倍)。但無論精英們懷有什么樣的無端疑慮,這都不太可能破壞社會秩序的基礎。

      忍受與湊合

      無論如何,贏得 4000 塞斯特斯都是一場罕見的勝利,是當地酒肆中大部分三流賭徒夢寐以求的。對某些人來說,即便賭桌上最簡單的口號也只是一種期盼中的生活狀態。對生活在提姆加德那樣的偏遠城鎮的人們而言,“打獵、洗澡、游戲、歡笑”可能是基本的娛樂,但對羅馬街頭的男男女女而言,打獵只是夢想。對住在“島嶼”公寓樓頂的人來說,競技(“滿座的競技場……”)只是難得享受的樂事(雖然比角斗士表演更加現實,因為作為戰車競賽的主要場地,大競技場的容量為 25 萬人,相當于斗獸場的 5 倍)。

      在我們看來,甚至公寓樓更舒適的較低樓層的居民也面臨著充滿風險的未來,他們的安逸生活總是岌岌可危。一些現代歷史學家甚至猜測,賭運氣的游戲之所以在普通羅馬人中流行,與它們和這些人的生活結構非常相似有一定的關系。對大部分羅馬人而言,生活總是一場賭博,賺錢與中彩票相去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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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劇照

      某個時刻的生活無憂不能保證以后還能如此。今天賺了一筆小錢的人在明天就可能翻船,可能因為生病而無法工作,或者被經常發生的洪水或火災毀了家園。羅馬城宏偉的遺跡和 19 世紀的防洪設施(很大程度上防止了災難性的洪水泛濫)讓我們忽略了不斷降臨這里的自然災害。災害對富人和窮人產生的影響不同,盡管他們經常是近鄰。

      由于富人的房子建在山坡上,地勢高了幾米,因此得以避免像低洼處公寓樓中較舒適的那些房間一樣被洪水淹沒?;馂目赡軙绊懭魏稳?;公元 192 年,一場大火毀了蓋倫藏在羅馬廣場附近的上鎖庫房中的東西,包括他的一些醫學著作、行醫工具、藥品和其他寶貴物品(直到 2005 年,我們才重新發現了他記述此事的文章手稿,了解到此事)。但高層公寓樓尤其容易發生火災,特別是當高層住戶試圖用易倒的火盆做飯或取暖時。

      小偷小摸和較嚴重的罪行可能經常導致這些人失去自己的積蓄、寶貴財產、衣服或從業工具。和現在一樣,擁有護衛犬和古代安全系統(依靠奴隸)的富人對入室作案和街頭搶劫發出的抱怨最為激烈。窮人是主要的受害者。人們在羅馬統治下的埃及發現了一些保存在手寫紙草文獻上的故事——經常比帝國其他地方刻在石頭上的公告更加直接和隨意,它們提供了一些關于在當地肆虐的日常犯罪、暴力和暴行的個人描述。

      比如,有人抱怨說一群少年襲擊了他的家并痛打了他一頓(“四肢都挨了打”),還搶走了他的幾件衣服(包括一件短袍和一襲斗篷)、一把剪刀和一些啤酒。另一個人聲稱一群欠他錢的閑漢出現在他家中,他們襲擊了他懷孕的妻子,導致其流產,如今“生命垂?!?。3000 多英里外,在不列顛行省的巴斯城(Bath,當時的蘇利斯泉[Aquae Sulis]),一處銘文記錄顯示不斷有衣物和配飾被盜,包括戒指和手套,特別是斗篷。

      羅馬既沒有投入財力物力也幾乎沒有提供常規的公共服務來緩解上述危機。公元 1 世紀,羅馬城出現了小規模的原始消防隊,但救火工具只有幾條毯子以及幾桶水和醋,而且更多地依靠拆毀周圍的房子來阻斷火勢——這是個好主意,除非你住在周圍那些房子里。沒有可以接受報案或者幫助受害者尋求救濟的警察。大多數受害者只能依靠自己強壯的雙臂或者朋友、家人和當地自發的治安隊來向他們認為應當承擔罪責的人討回公道。沒有通過官方渠道處理普通不法行為的有效體系,只有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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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劇照

      那位受到攻擊后流產的不幸孕婦可能就是這種惡性循環的受害者,盡管她悲傷的丈夫看似無辜,做了催人淚下的敘述。一位羅馬店主的故事暗示了另一個循環已經開啟。在一個漆黑的夜晚,他跟蹤了一個從他的柜臺旁偷走油燈的賊。在隨后的爭斗中,賊掏出一根鞭子抽打店主,后者奮起反擊,在搏斗過程中打瞎了攻擊者的一只眼睛。

      盡管在制定法律規則和原則、決斷責任問題以及確認所有權和契約權利時表現出非凡的專業,但羅馬法的復雜大廈沒有對精英階層之下的民眾產生什么影響,對他們的問題也沒有提供什么幫助。當他們試圖使用法律時,法律系統有時會直接過載。我們不知道埃及那些普通受害者的控訴后續取得了什么進展,盡管他們的目的是希望向行省官員提出法律訴訟。但我們通過另一份紙草文獻得知,公元 3 世紀初,一位埃及總督(在當地被稱為“長官”[prefect] )僅僅3天內就在某地收到超過 1800 份以陳情或控訴為內容的訴狀。它們中的大部分必定被棄之不顧。

      大多數時候,官方法律機構對普通人的問題不感興趣,反之亦然。羅馬的法律學者和專家有時會把窮人的不幸作為棘手的案例來研究;比如,他們認同那位店主的行為并不違法,假如真是賊先動用了鞭子。在甚至更少見的情況下,特別是在有關繼承和公民身份的問題上,普通人會發現獲得法律裁決是有價值的。

      比如,人們在赫庫蘭尼姆發現了幾份寫在蠟板上的文獻(仍能看到筆尖在原先蠟層下的木板上留下的劃痕),上面記錄了一樁現在看來令人困惑的當地復雜糾紛中的若干證詞。糾紛的焦點是一名從城里來的女子出生時是奴隸還是自由的。和羅馬世界的大部分人一樣,她沒有正式的身份證明。在這個案例(判決結果不明)中,有人擁有足夠的時間、關系和金錢將問題提交到羅馬的最高層手中。但通常來說,法律對大部分民眾來說可望而不可即,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他們更多地把審判和法律程序視作可怕的威脅,而非一種可能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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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果不是向法律尋求幫助,普通人除了親友外還能向誰求助呢?他們常常訴諸“替代性”支持系統,求助于神明和超自然力量,以及那些自稱能預言未來和問題結果的人,比如收費低廉的算命者——精英們不出意料地對這些人嗤之以鼻。我們之所以知道羅馬統治下的巴斯發生過斗篷失竊,唯一的原因是有人來到當地女神蘇利斯的圣泉,將詛咒竊賊的話刻在小鉛板上并投入水中。我們發現了許多此類鉛板,上面刻著憤怒或絕望的信息,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布魯克魯斯(Brucerus)之子多基利阿努斯(Docilianus)致最神圣的蘇利斯女神,我詛咒偷走我帶風帽的斗篷的人,無論是男是女,是奴隸還是自由的,愿蘇利斯女神置此人于死地,使其無法入眠,現在或將來都沒有孩子,直到此人把我的斗篷帶來您的神廟?!?/span>

      作為一種替代性資源和從古典時代留存至今的最奇特文獻之一,《阿斯特蘭普蘇克斯神諭集》(The Oracles of Astrampsychus)讓我們直抵古代街道上的男男女女生活中的具體問題和焦慮的核心。作品的標題得名于一位傳說中的古埃及巫師(他與作品完全無關),序言中(不太可信地)宣稱自己出自哲學家畢達哥拉斯之手,是亞歷山大大帝成功的秘訣。

      事實上,這是一套現成的算命工具,很可能出現于公元 2 世紀,比畢達哥拉斯和亞歷山大大帝都要晚幾個世紀。書中包含了帶編號的 92 個問題,都是人們可能向算命者提出的,還羅列了 1000 多種可能的答案。它的原理是讓提問人選擇最能代表自己訴求的問題,并把編號告訴算命者,后者根據書中的指示——很多都是故弄玄虛,如選擇更多的數字、去掉你第一個想到的數字,等等——最終從上千個答案中選出唯一正確的那個。

      《神諭集》的編纂者無疑覺得那 92 個問題歸納了最有可能讓人們向當地提供廉價服務的占卜者求助的訴求。其中有一兩個可能表明也有一些相對高端的顧客:“我會成為元老嗎?”這不太可能是許多人關心的問題,盡管它可能類似現代世界中的“我會嫁給英俊王子嗎?”之類的白日夢問題,提出后者的人不太可能遇到任何王室成員,更別提與其結婚了。大部分問題關注普通得多的焦慮。有一些不出意外地同健康、婚姻和孩子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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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個問題“我的病會好嗎?”無疑經常有人選擇。有趣的是,“我被下毒了嗎?”同樣出現在列表中,這種懷疑顯然不僅限于皇室成員。第 24 個問題“我妻子懷孕了嗎?”同“我會很快被捉奸嗎?”和“我會養育這個孩子嗎?”構成了微妙的平衡,展現了古人在丟棄新生兒問題上的左右為難。我們還能清楚看到,奴隸同樣是目標顧客(“我會獲釋嗎?”“我會被賣掉嗎?”),而旅行被視作生活中最大的危險之一(“那個旅行者還活著嗎?”“我出海會平安嗎?”)。但人們主要關心的是錢和生計,兩者一次次出現在問題中:“我能借到錢嗎?”“我能開作坊嗎?”“我能還清欠款嗎?”“我的財產會被拍賣嗎?”“我能繼承朋友的遺產嗎?”法律常常作為潛在的威脅被提到:“我能避免被起訴嗎?”“如果有人告發,我會安全嗎?”

      這個復雜的系統能為上述所有問題提供好的、壞的和模棱兩可的答案。如果顧客把回答當真(有些人可能像現在的許多解讀星象的人一樣充滿懷疑),“你不會被捉奸”顯然要比“你暫時不會被捉奸,但以后會”好得多?!澳銢]有被下毒,但是被施了巫術”只會引發新的焦慮,而“旅行者活著,正在路上”在大多數情況下足以成為慶祝的理由。答案處處彌漫著一種揮之不去的聽天由命的基調:“等一等”“還沒有”“耐心點”和“別指望”反復出現在建議中。

      在唯一可以聲稱源于精英世界之外的羅馬文學主流體裁——動物寓言——里,也出現了這種基調。此類故事中最著名的那些被歸于伊索(Aesop)名下,此人據說是幾個世紀前的一名希臘奴隸,許多現代編纂的這些故事的合集仍然以他命名(《伊索寓言》)。但在羅馬,另一位關鍵人物改編了早期的版本,并創作了具有羅馬特色的新寓言。他就是皇家釋奴費德魯斯(Phaedrus),在公元1世紀初提比略統治時期寫作。他的許多故事犀利地反映了羅馬社會的不平等和底層民眾的觀點,將狐貍、青蛙和羊等世界上的弱小動物同以獅子、老鷹、狼和隼等為代表的強大生物對立起來。

      在極少數的情況下,弱勢一方也能取得勝利。比如,一只母狐奪回了被母鷹抓走作為雛鳥食物的幼崽:狐貍放了把火,為了救雛鳥,老鷹只好放棄幼崽。但情況通常對弱勢一方不利。在一個故事中,牛、山羊和綿羊與獅子結為伙伴,但當它們共同抓住一頭美味的身形巨大的雄鹿后,獅子獨占獵物,拒絕與伙伴分享。在另一個故事中,鶴把頭伸進狼的喉嚨里,為其取出卡住的骨頭,但狼賴掉了承諾的回報(狼表示,沒有趁機把鶴的頭咬掉已經足夠了)。

       

      總體而言,故事中傳遞的信息同賭博中的樂觀幻想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許多寓言強調,唯一真正的解決之道是忍受自己的命運。青蛙們請求朱庇特賜它們一個王,但后者只給了它們一根木頭;當青蛙們請求更好的東西時,朱庇特給了一條蛇,把它們都吃了。一只小寒鴉用美麗的羽毛把自己裝扮成大孔雀,但因為冒名頂替而被孔雀們趕走,當它試圖回到寒鴉中間時,又因為自視過高而被再次趕走。這是一個特里馬爾奇奧故事,只是披著截然不同的外衣,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視角。

      有一點是肯定的:這些可憐的生物都無法得到法律力量的幫助。有個故事駭人地描繪了這一點:一只從異邦歸來的燕子在法庭的墻上筑巢并孵了 7 個蛋,母親外出時,蛇吞噬了所有的雛鳥。 這則寓言的道德教訓是,法律也許能保護某些人的權利,但可憐的小燕子們不在此列,它們就在法官的鼻子底下遇害。

      燕子與蛇

      鑒于羅馬世界中的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存在巨大鴻溝,為何沒有發生更為公開的社會和政治沖突呢?在羅馬城中,皇帝和幾千名富人(再加上他們的奴隸侍從)成功地壟斷了成頃的土地,在城市邊緣建有龐大的宅邸和寬敞的游樂園,而將近 100 萬人則擠在剩下的空間里。前者是怎么做到的呢?用寓言的方式來說,為什么燕子沒有起身造蛇的反呢?

      一個答案是,沖突可能比記載中的要多,即便大部分只是游擊戰,而非徹底的起義:朝路過肩輿的幕簾扔臭雞蛋,而非協同攻擊皇宮大門。羅馬作家對較溫和的騷亂往往視而不見。但皇帝肯定對自己前去觀看公共競技和表演的路上可能遭受的這種待遇感到擔心。此外,雖然公共秩序在帝制時期不像在共和國晚期那樣反復崩潰,但還是有證據表明羅馬和帝國其他城鎮不時會發生暴力騷亂。騷亂的主因是食物供應的中斷。

      公元 51 年,克勞迪烏斯在羅馬廣場受到了投來的面包的襲擊(你可能會覺得在食物短缺時期使用這種武器很奇怪),不得不從后門偷偷溜回宮。差不多與此同時,在今天土耳其的阿斯朋度斯(Aspendus),一位當地官員差點被憤怒的人群活活燒死,他們抗議地主因為打算出口而把他們的糧食鎖起來。但食物并非唯一的問題。

      公元 61 年,一名顯赫的元老被自己的一個奴隸所殺,元老院決定遵循處置此類罪行的慣例,將受害者的所有奴隸連同兇手一起處死(這種懲罰的威脅作用是促使奴隸們相互告發)。這一次,受到牽連的共有 400 名無辜奴隸。獲悉提議的嚴厲判決后,人們憤怒地沖上街頭,展現了奴隸與自由人口間的團結,后者中的許多人也曾經是奴隸。不過,雖然不少元老站在騷亂者一邊,尼祿皇帝還是派出軍隊阻止騷亂,并執行了死刑。

       

       

      另一個答案是,雖然存在巨大的貧富差距、精英對不太幸運者的鄙視,以及顯眼的雙重標準,富人至少與羅馬的“中產”民眾(或者說生活在公寓樓中較低樓層的人)享有比我們所想象的面積更大的文化重合。透過表面來看,事實證明這兩種文化要比乍看之下能更好地融合,燕子的觀點與蛇的觀點并不總是那么截然不同。

      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相關線索。酒肆中的對話泡泡和文辭巧妙的墓志銘(有時采用詩體,遵循了拉丁語的所有復雜規則)表明,在那個世界里,具備讀寫能力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近年來,關于羅馬帝國究竟有多少識字人口的問題引發了尚無結論的無盡爭論。以包括鄉村和城鎮在內的整個羅馬帝國計算,這個數字可能很低,遠低于成年男性人口的 20 %。但在城市社區中,這個比例一定會高得多,那里的許多小商販、工匠和奴隸需要一些基本的讀寫和計算能力來讓自己勝任工作(接受訂單、數錢和組織送貨,等等)。此外,有跡象表明,這種“功能性識字”能力甚至給“中產”民眾接觸我們所認為的高雅古典文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龐貝的墻壁涂鴉中有 50 多處維吉爾詩歌的引文。這當然并不意味著《埃涅阿斯紀》和維吉爾的其他詩歌全文得到了廣泛的閱讀。大部分引文來自《埃涅阿斯紀》第一卷(“我歌唱武器和人”[Arma virumque cano])或第二卷(“所有人都沉默了”[Conticuere omnes])的開頭部分——這些詩句可能已經變得像“生存還是死亡”一樣被人隨手引用。其中許多可能出自富有少年之手,維吉爾的作品是他們的課本,我們不能想象只有窮人才會在墻上涂寫。但認為這些涂鴉全都出自富人之手同樣不切實際。

      由此可見,維吉爾的詩歌是共享的文化用品,得到了人們的引用和改編,甚至被用于笑話和戲劇中,盡管只是詩中的一些片言只語。有一座龐貝洗衣坊的正面外墻用《埃涅阿斯紀》故事中的一個場景來裝飾,描繪了埃涅阿斯帶領父親和兒子逃出特洛伊的廢墟,前往意大利建立新特洛伊。不遠處,一處涂鴉戲仿了詩歌的開篇名句:“我歌唱洗衣工和貓頭鷹,而非武器和人”(Fullones ululamque cano, non arma virumque)——貓頭鷹是洗衣行業的吉祥物。這很難算得上高雅文化,但的確顯示了街坊世界和古典文學世界擁有一個共同的參照系。

      一個甚至更驚人的例子來自港口城市奧斯蒂亞一座公元2世紀的酒肆的裝潢設計。壁畫的主題是傳統上被稱為“七賢”的古代希臘哲人和大師,包括米利都人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這位公元前 6 世紀的思想家以聲稱水是宇宙本源而著稱,還有與他差不多同時代的雅典人梭倫(Solon),這是一位近乎傳奇的立法者,以及另一位早期的著名學者和思想家斯巴達人喀?。–hilon)。部分畫面已經缺損,但原先一定包括全部 7 人,描繪了他們手持書卷坐在精美的椅子上的樣子。但出人意料的是,每人身旁的標語并非與他們所擅長的政治、科學、法律或倫理學相關,而是關于排泄的,采用了熟悉的糞便學主題。

       

      奧斯蒂亞的”七賢酒肆“

      泰勒斯頭頂的文字是“泰勒斯建議排便困難者要用力”;梭倫頭頂的是“為了排便順暢,梭倫拍著肚子”;喀隆的則是“狡猾的喀隆教人悄聲放屁”。七賢下方是另一排人物,一起坐在多廁位的公共廁所里(這是羅馬世界里的一種常見布局)。他們同樣說著如廁格言,比如“上躥下跳,完事更快”和“來了”。

      有人將其解讀為平民攻擊精英文化而開的玩笑。酒肆中的普通男孩看著這些精英思想世界的支柱們表達的如廁智慧,享受到了一些對后者開糞便學玩笑的樂趣。讓高雅的思想下降到排泄層面肯定是其中的一個方面,但問題還要更加復雜。這些標語不僅僅預設觀眾識字,或者至少客人中有足夠多的人識字,能夠將它們讀給文盲聽。想要編出或理解這個笑話,你還必須對七賢有些了解;如果你對米利都人泰勒斯一無所知,那么他提出的排便建議也就很難顯得好笑。為了抨擊知識分子生活的矯揉造作,你必須對其有所了解。

      人們可以從很多方面想象這座酒肆中的生活:如廁幽默引發的粗俗大笑、偶爾發生的對喀隆究竟因何聞名的討論、與店主插科打諢或者與侍者調情。顧客們可能因為各種理由來到這里:享受一頓熱氣騰騰的美餐、在比家中更加歡樂和溫暖的環境中享受夜晚,或者純粹為了買醉。有人夢想依靠骰子幸運地獲得一大筆錢,也有人相信最好還是接受命運,不要在賭桌上輸掉僅有的一點點余錢。許多人厭惡富有鄰居的傲慢和不屑,討厭他們的雙重標準和生活方式;羅馬城市沒有分區,這可能體現了平等的一面,但也意味著窮人總是能感受到其他人享受著特權。

      無論貧富,所有人都認同富有是令人渴望的狀態、要盡量避免陷入貧窮。正如羅馬奴隸對未來的憧憬常常是自己獲得自由,而非廢除奴隸制,窮人對未來的憧憬也不是重塑社會秩序,而是讓自己能在更接近財富頂峰的地方擁有一席之地。除了很少的哲學極端派,羅馬世界中沒有人真的相信貧窮是光榮的——直到基督教興起后才有所改變,我們將在下一章進一步分析。無論是對在我們那座奧斯蒂亞酒肆中消遣的顧客還是待在自家宅邸中的財閥來說,富人可能無法進入天國的想法都顯得荒誕不經。

       

      以上文字節選自《羅馬元老院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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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瑪麗·比爾德 著 

      王晨 譯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出版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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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單讀編輯-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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